那年春日. 阳光宜人，有股面包的醇香。仔细嗅起来. 痒痒的。大雁在树枝上慵懒地躺着，看着人间，忽而咯咯地笑了。

    人行道左旁，有一方刷着红漆，带碧绿色顶篷的公交车牌。右旁是一房狭窄，晦暗的杂货店，显得与车水马龙的城市格格不入。

    阳光与绿化带间蓬勃绿色的演唱会，梧桐梢头鸟儿的和音。

    “小伙子. 补鞋啊？”一个突兀的声响。

    循声望去，是坐在公交站牌角落短凳上的黑影。那黑影抬起头来，原来是一位老阿婆。她的手交叉在腿前，宁静地笑着.  眸里清澈的水花让我想起西湖。着一件开线的黑毛衣，头发与年轻人的发色不相上下. 只是偶尔有两三撮银丝调皮地探出头来 。

    “啧啧，鞋开胶得厉害！”

     我一看，鞋底都快要垂下来了。

     反正时间还早，我想。我走过去，她的脸色是小麦色的，也有股阳光的味道。

    “ 上几年级啊！小伙子？”她边从小箱里掏器具边问。

    “初三。”

     “啊呀，那可紧张呢！她感叹，脸上浮现起幸福的笑容，“我孙子也上初三！”

    “嗯？ 在哪儿？”

    “呀，上海，那可远！他爸妈把他带上海读书啦，个把月还来电话呢！学习可好！千万别像他外婆一样，上了高小就没读下去早早干活。”她又笑。

     只是蜜蜂采一朵花蜜的时间，“好嘞！”她说，像欣赏自己创造的艺术品那样端详着修补处。

    “多少钱？”

    “一块！”

    我一惊，“一块连个包子都买不了吧？”

   “就用这点儿胶，还能值多少钱？一块！”

    我摸了摸口袋，糟了，没带钱！“我......没带钱，明天来给行吗，阿婆？”

     她爽利地喊，“行嘛！”又说“那小伙子你等车啊，阿婆买个烧饼去！”她把工具搁回箱子，背着手缓缓行去了。忽然间她开口:

       “三月里桃花满呀山红

       四月里风摆上杨吆柳春

       杨吆柳青来想起我的哥

       想起我的哥哥，想起我的哥哥......”

       我被她的歌声逗乐了，上下毛孔里似乎都洋溢着舒畅。

       道路右边的一声咆哮:“还唱呢！儿子都不要你了，老东西还唱呢！”

    那是一个极臃肿的女人。贞观时期的体型，国难的表情，弓般上提的眼角。她瞟见我惊愕的表情，认为自己极能耐，继续嚷，“噫，儿子嫌累赘去上海不带她！自己都穷成这样了一天倒还挺乐呵！”

    我见公交车来，急忙上去，躲避她——商店店主。

    再见到阿婆已是秋季，金黄的火焰簇簇舞下，满了街头。一辆又一辆，车辆溅起的喧哗，冲刷尾气的耳蜗。

    她就蜷在那张椅上，身形好似缩水，短了几倍。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眼镜浑浊得像排污池。嘴因少牙而皱，凹进去，还剩稀疏的三四颗牙，但刷得很白，头上已经如月色了，但可看出尽量梳得整齐。她的肌肉已经松弛，瘪得像一副躯壳。

   “补鞋吧！”她卖力地喊  她已经不认得我了。

    我赶忙去对面杂货店要两个土豆片夹馍和一杯热牛奶。那女店主却是丝毫未变的，手底下边忙活，边嘲笑:“唉呀，我就说嘛！这可不，老家伙叫汽车给撞了 。醉驾！真是的，明知道这条路严查，喝酒了还往枪口上撞？也不得等交警下班了！”她揶揄着笑了起来，似乎是什么好乐的事。她笑起来脸上肉挤成一堆，眼睛都快盖没了。

   “没给赔？”我小心地问。

   “哼！人家队上有关系呢，给个三五来万事儿就平了！剩下的住院费儿子给了一点自己垫了一点，现在还没还清呢！”我带上这些食物给老鞋匠，“别 烧饼就挺好。”她勉强笑笑

    我将一块钱给她，她愣了一秒，接着蹲下检查我的鞋，拄着拐杖移动着。她的银发在风中荡着，已经再找不出来一丝乌迹了。

    我把食物和牛奶搁下，把随身的十元钱放在凳上，逃走了。

    第二节自习课，老师喊，“＊＊＊，你奶奶来看你了！”接着又是那一头银丝出现。

    她朝我招手，笑了笑，大喊，“你的钱掉了！”

    我僵在凳上，紧扣着眼，我害怕眼泪掉下来。

    那年冬天，太阳似乎成了件摆设，对低温丝毫不起作用。而且，那个月——一月—— 城里闹过一次流感，全城人心惶惶，连昔日街头的流浪汉也不愿在公共场合出现了。

    来年开春，我再没有见到老鞋匠。那女店主大吃一惊，“老家伙还欠我两块的蒸馍钱呢！”

    到了秋天，又叫，“老家伙还欠我两块的蒸馍钱呢！”又是一年开春，老鞋匠终是没有来。

    我在公交车站，忽然听得头顶“嘎——” 得一声大叫，竦然地仰起头，只见那雁张开双翅，一挫身，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