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说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就像梦一样，人生几十年仿佛只不过一个秋。

她蹒跚着走过柜子旁，推开那扇已裂开的木框纱门，两只手扶在膝盖上，慢慢的坐在那把老竹椅上，坐下竹椅的那几秒，岁月在吱吱作响。她沧桑的脸在斜阳下朦胧的只剩轮廓，可我却看见了迂回的条条线线爬满了额间眉头，那么分明。

八岁。她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地里忙活着，熟练地将哥好的猪草放在竹篮，光脚笑着跑回家里，她想着这几天都没能去上课，趁父母出门要好好看书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推开门，是四个比她还小的弟妹嚷着要吃东西。她放下手里的竹篮，长呼出一口气，从院子里所剩不多的萝卜中拔下最不起眼的一根，煮了一锅刚够四个半碗的萝卜汤分给了弟妹，又从枕头下摸出八颗已被放潮的花生分给了弟妹一人两颗。她看着一干二净的碗边零散着的花生壳，把口水往下咽了咽，打开了书。

‌17岁。她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地里忙活着，熟练地将一根根秧苗插进了土里，挽起的裤管上满是大地溅起的繁星点点。她听见了远处母亲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唤，忙将手中还未插完的秧苗放下，将头上的汗水往衣服上的补巴处蹭了蹭。抬起头，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热切眼中的欣喜。于是她就像母亲来时那般，揣着好奇与小鹿乱撞的雀跃跑去了村口。她梳着被汗侵湿的油亮亮的大粗辫，穿着泥渍斑斑还挽起的裤子去见了那个比她大了五岁的男大学生。那是一个和她一样清澈的男生。那天，他们一见钟情，眼中满是坚定与纯粹。她望向他深情款款的那一刹那，脸像是被染过的半片绯红。

‌二十岁，乡里办学校，在那个读书是一种奢侈的年代，家里唯一读过书且表现优良的她被一眼看中，成了民办教师，与其他两名教师一起，成了乡里渴望知识的孩子的救命稻草。这时的他，也早已大学毕业，来到了与她隔了两座大山的高中教政治。

‌三十岁，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。这时最小的孩子也已咿咿学语。在学校的丈夫十几天才能翻过两座大山回家一趟，于是，单薄的她撑死了半片天。她知道每一天凌晨五点钟天空的样子，那是被厚布遮住般的灰黑，透出几缕微弱的光芒。于是，她揣着这微弱光芒望向山的那头，想着他信中的字字句句，眼中笑意朦胧，仿佛那期望目光已穿透那山川河流。就这样，她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劈柴，煮汤，服侍公婆，安顿好四个孩子后她拿上了头天晚上熬夜备好的课去了学校。中午，她哑着嗓子，拖着一身疲惫尽可能快的往离学校半小时路程的家里走。沿路是她最喜欢的雏菊在阳光下摇晃着金黄的小脑袋，可她已顾不得去俯下身，好好欣赏这平淡日子里的鲜活。推开门，四个孩子扑过来抱住她的腿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用那一双双如湖面漾起轻微涟漪般透亮的双眸望向她。这一刻，她满是心疼，溢出眼眶的不止是眼泪。

‌于是，她把属于她的那些少的可怜的汤也分给了孩子们。她听见了肚子里的咕咕做响，默不作声，坐在那院子明媚处，一针一针的纳着鞋垫，她想着要趁中午闲工夫多纳一些，好让丈夫翻过那两座大山回家时舒服些，眼中星光点点。

‌四十三岁的六月。孩子们都已长得出落，比她还高出许多，去了丈夫的高中念书。她把公婆托付给哥嫂，将自己关在了房中，谁也不见。她告诉孩子和丈夫，逢人问起自己就说是病了。她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在年底的考试中脱颖而出。因为她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从民办教师转正，才能和丈夫一样。这一年，她连娘家都没回过。于是，在那个大家都坐在树荫下乘凉的夏天，她独自坐在那个不透风的小屋里，写写记记。热到发昏时，就把脸闷进桌旁的水盆里，继续学。

‌那半年，本就瘦小的她又瘦了些许。没人知道在那些日子里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，她从未提及那个六月里的崩溃难熬。转正那天，她终于依了丈夫，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。她望向丈夫温润眼眸的那一刹那，脸上像是被雾气熏过般的银珠点点。

‌五十四岁，儿女们都成了家，她与丈夫也都退了休，两人工资慢慢涨了起来，于是，他们在县城买了最早的一批商品房。终于，白米大肉与各色蔬菜不再是过年专享的奢侈，可她却说，还是那时的白米饭更香更糯。

‌七十五岁。四世同堂，最大的孙女也像她和丈夫一样，成为了一名教师。她在老伴八十大寿那天，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看着一屋子的热闹笑的合不拢嘴。她双手扶在膝上，前后微微摇动着，望向老伴不再明亮的双眸，笑着说：“老陈，这一辈子啊，真好”

‌那天，她慢慢坐下阳台那把老竹椅，双手扶在膝盖上，斜阳拂过她的缕缕银丝，也拂过她面前台子上放着的雏菊，温暖地像是从太阳里绽放出的朵朵金花，熠熠生辉。

‌我望向奶奶脸上的斑驳迂回，恍惚间，视线竟有些模糊，晶莹剔透。

‌她说这人生几十年，仿佛不过一个秋，参透了所有。